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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绍】-新加坡法院关于认定仲裁欺诈腐败的案例
 
2014年第008期
   
编者:李锋/胡华芳/孙炜骢
   
关键词:新加坡法院,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欺诈腐败,《纽约公约》,公共政策
   
    最近一起新加坡法院承认和执行中国某仲裁委员会裁决的诉讼中,新加坡法院拒绝了裁决不利一方当事人所提出的“仲裁欺诈腐败”,维持了该中国裁决的执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如仲裁一方有证据可以证明仲裁裁决存在瑕疵,主要是程序方面的瑕疵,可以此为由申请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本案体现了新加坡努力巩固其国际仲裁中心的地位,切实执行《纽约公约》的一贯做法。
   
基本案情:
   
    2011年4月,北京甲公司与新加坡乙公司在中国合资设立北京丙公司,并签订了四份含仲裁条款的协议。
   
    在协议的履行过程中,甲、乙公司出现争议,双方曾尝试磋商解决但未果。
   
    2011年8月,甲公司就双方争议向中国某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
   
    2012年1月,双方在首次开庭过程中均表示有和解意向。双方之后达成了和解协议。2012年2月,仲裁庭根据双方和解协议做出了仲裁裁决。
   
    裁决生效后,甲公司分别在中国和新加坡申请执行仲裁裁决。
   
    2012年8月,新加坡法院主簿签发执行裁决许可令。
   
    随后,乙公司提出仲裁裁决受到欺诈腐败影响,依《国际仲裁法》第31(4)(b)条款,执行仲裁裁决将违背新加坡公共政策,提请新加坡最高法院高庭法官撤销该主簿许可令。
   
相关法律法规
   
    依新加坡《国际仲裁法》第31(2)条款规定,被申请执行人向法院证明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受理法院可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1. 在当事人行为能力适用法律下,裁决所依据仲裁协议是在当事人缺乏行为能力时签订的;
   
2. 在当事人仲裁适用法律下,仲裁协议无效;或者,在裁决做出地的国家法律下,当事人没有任何仲裁协议的意思表示;
   
3. 当事人没有给予适当通知(指定仲裁员通知、仲裁程序通知);或者,当事人不能在仲裁程序中陈述观点;
   
4. 以第31(3)条款为准,裁决事项不符合、或者不属于仲裁请求范围;或者,裁决书中的裁决事项超出仲裁请求范围;
   
5. 行使仲裁权利的相关人员机构、或者仲裁程序,与当事人仲裁协议不符;或者,当事人未作约定时,裁决是在不符合仲裁进行地国家法律(相应事项规定)的情况下做出的;
   
6. 裁决书尚未对所裁决的当事人产生约束力;或者,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有管辖权机构(抑或在裁决适用法律下),已撤销裁决或在审查裁决。
   
    第31(4)条款规定,在依本法规定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任何程序阶段过程中,法院认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有权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a)在新加坡法律下,当事人提交的裁决事项,并不能完全通过仲裁方式解决;
   
(b)执行裁决将违背新加坡公共政策。
   
    《纽约公约》第5(2)(b)条款规定,法院执行仲裁裁决将违反执行地国家的公共政策的,法院有权拒绝执行。该公约在新加坡具有法律效力。
   
法院裁定和理由:
   
    所谓“仲裁欺诈腐败”,是指仲裁员在仲裁程序中有不诚实表现,存在接受贿赂、未披露其中立性和独立性等问题,甚至故意毁灭、隐瞒证据,从而导致钟爱裁决是在腐败、贿赂、欺诈或者类似严重情形下做出的,这应是违背新加坡社会公共政策的行为。
   
    有关“欺诈腐败”的证据证明适用标准,新加坡法院已在三起涉及《国际仲裁法》第31(2)条款的判例中,采用了优势证据标准,但就本案涉及的第31(4)条款的法院认定标准问题尚属首例。
   
    本案审理法官认为,若当事人主张仲裁庭存在欺诈腐败,则必须向法院证明证据符合优势证据标准,使法官确信其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成立可能性大于不成立可能性;且即使当事人提供了一份可能性较高的证据材料,审理法官仍然有充分自由裁量权。
   
    虽然乙公司提交电子邮件表明某位仲裁员从甲公司收取了某些款项,但乙公司未能将此等证据材料与仲裁庭腐败行为等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存在必然联系。审理中,乙公司也承认这些证据材料确实不是证明仲裁存在欺诈腐败行为的直接证据。
   
    涉案仲裁裁决是根据甲、乙双方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做出的,并未审理争议实体,也没有对实体问题做出任何裁定,乙公司也未向法庭提交任何令人信服的有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新加坡法官认定,涉案仲裁裁决结果不可能受到所指控的欺诈腐败的影响。
   
    最终,法庭认定,中国某仲裁机构的仲裁程序不存在欺诈腐败,驳回被申请执行人拒绝执行中国仲裁裁决的主张。